读李敖《北京法源寺》

我有一个朋友极其喜欢李敖，甚至网名都和李敖有关，以至于我总要想一下才能回忆起他的真名。忘记什么契机接触到这本书，问了下他也很推荐。之后就读了一下，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内容挺深的。

但因为两点原因，阅读的时候会感觉纠结

其一是，所有历史类的书，要么是真史学，要么是纯架空，半史半空的，总让我纠结这段历史是不是真的。

其二是，我理解很多书，特别是解读历史的，夹杂了很多作者的私货，但这本书，几乎全是私货。

当然，李敖的私货我整体还是认同的。

以下是比较阅读摘要

他在幽州，盖了一座庙，追念这次征东而死的所有的将士，他们的死亡，是为国尽忠而死，死在家乡以外。他们的死亡是叫人心恸的，他们的身世是可怜的，这座庙的名字，应该表达出这种意思，唐太宗最后决定，这座庙，叫做“悯忠寺”。
清朝的第三个皇帝世宗雍正皇帝，在他即位第九年、1731年的时候，想到了这座忠烈祠，他把它改名叫“法源寺”。
法源寺在北京的寺庙里，有它特有的悲怆气氛。其他的寺庙，兴建的原因大多比较单纯，像隆福寺、法华寺，只是明朝皇帝应太监的请求，为了弘扬佛法，就盖起来了；像护国寺、普渡寺，是元朝丞相托克托、清朝摄政王多尔衷的宅邸，旧宅邸一改就完成了。
铜骡子以外，就是月下老人庙，庙中有一副写得极好的对联，上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下联“是前生注定事，莫错因缘”。
唐太宗为了抢政权，杀他哥哥和弟弟的时候，左右劝他下决心，不然你哥哥弟弟就要杀你，唐太宗始终犹豫，最后搬出乌龟来问卜，张公谨走上去，抓起乌龟，丢在地上，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今天要做这事，已不容怀疑，如果卜的结果不吉，难道就不做不成？
判定善的真伪，要从他的做出来的看。做出来的是善，我们就与人为善，认为那是善；如果他没做，只是他想去行善。说去行善，就都不算。我认为唐太宗做了，不管是后悔后做了、还是忏悔后做了、还是为了女人寡妇做了、还是为了收揽民心做了，不管是什么理由，他做了。你就很难说他是伪善。只能说他动机复杂、纯度不够而已。
存心不善不恶，但若有心为善，转出的善果，也是不值得称道的，这就是俗话所说的‘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
心迹状态是一团乱麻，是他本人和别人都难分得一清二楚的啊。所以，我的办法是回过头来，以做出来的做标准，来知人论世、来以实践检验真理。
如果某甲有一两黄金，他出九钱盖庙，哪怕只能盖一砖一瓦，这是善行；如果某乙有十万两黄金，他出一千两盖了整个的庙，他的善行，比起来像善因，很难算是善行。
孟子认为发善情就是善，所谓‘乃若其情，则可以谓善矣’；王阳明认为在内心就是善，所谓‘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这些抽象的检定善的标准，我是不承认的。善必须要行，藏在心里是不行的。
善要有行为，没有行为的善才真是伪善。
先祖是陪做官的来的，做官的被皇帝杀了，先祖偷了做官的尸首，埋在北京，一直在墓旁陪着到死，从此我们这一支就住在北京，没再回广东。
所以这种水灾，是人为的，不能赖在天上。这样赖，老天爷也不服气。
我看《宋史》食货志，看到有‘盗湖为田’的记载，说湖的附近被盗为田以后，‘两州之民，岁被水旱之灾，’结果‘所失民田，动以万计’。我才知道水灾旱灾的人为原因是什么。这时候，我看了邵伯温的《闻见前录》上说的伊水洛水水涨，‘居民庐舍皆坏，惟伊水东渠有积薪塞水口，故水不入丞相府第，’才恍然大悟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一百年前这位和尚写了这手赵体字呢？这有什么道理吗？”“可有道理呢，一百年前正是乾隆时候，乾隆皇帝喜欢赵体字啊！所以流行赵体。再往前，乾隆的祖父父亲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喜欢董其昌，所以当时又流行董其昌的字。一切都是上行下效，这是中国的特色。这也说明了，中国的许多事情，要办，都得从上面来。”
奸不奸的问题要看用哪一种标准，如果用的是汉满蒙藏等各族都是中国人的标准，对中国人自己的种族来说，并无所谓奸。并且，忠奸问题也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那么黑白立刻分明。在一个人阅历较多一点以后，他有时难免会发现，人间许多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恶、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同时对立的情况，往往并不如想像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还有完全相反的尴尬场面发生。
宋朝的三百二十年的天下、三百二十年的忠君教育，已经足以使任何人把这个政权视为当然，时间可以化非法为合法，忠臣是时间造出来的。时间不够，就不行。宋朝以前的五代，五十三年之间，五易国、八易姓、十三易君，短短五十三年中，走马换将如此，国家属于谁家的都不确定，又何来忠臣可言？事实上也没有忠君的必要。原因是那些君的统治朝代，都很短促，时间不够，谁要来忠你？但宋朝就不然了，宋朝时间够。时间够了，就行。
中国‘忠’的观念，起源是很好玩的，在古文字中，根本没有‘忠’这个字，‘忠’字出现在春秋时期，但那时候的‘忠’，是‘委质为臣’式的‘忠’，‘质’是雉、是野鸡，野鸡在古人眼中，是一种‘守介而死，不失其节’的象征，‘委质’就是表示对个人的效忠；‘臣’的原始意义是俘虏或奴隶，‘委质为臣’就是‘私昵’者对主子的效忠。这种‘忠’，是无条件的，是‘绝对的忠’。相对的，晏子所主张的‘忠’却是有条件的、是以统治者‘忠于民’做相对条件的、以大臣‘以道事君’做相对条件的，这种‘忠’，是‘相对的忠’。不幸的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相对的忠’的一系，未能正常的发展下去；而‘绝对的忠’一系，却被杠上开花，反常的演变变得愈来愈不成样子，直演变到三纲五常化的境地，‘君’变‘君父’、‘臣’变‘臣子’。于是，‘生我之门死我户’的‘私昵’之‘忠’，变成了中国‘忠’的观念的主流。
屈突通被解释做是隋朝忠臣，也是唐朝忠臣，理由是惟其一心，虽跟两君也是忠臣。
鱼和肉叫腥，臭菜——葱、蒜、韭菜等等——叫荤，大家以为荤是鱼和肉，所以吃斋只是不吃鱼和肉，而大吃臭菜，这是精神上先没了解吃素的真义；至于有的庙里大做素鸡素鸭，那简直是精神上完全在吃荤，一点也没吃素的本意了。
袁督师生前有两句诗：‘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功是高了，可是皇帝一点也不明，反而把他当卖国贼给杀了；心是苦了，可是后人又知道多少呢？
个人只有和群体的大多数一起浮沉，才能免于被残忍对待，个人太优秀了、太特立独行了，就容易遭到群体的迫害，群体是最残忍的，个人比较好，群体比个人不是更好就是更坏，群体比个人极端得多。所以，优秀的个人如果优秀得过分，就得准备付出惨痛的代价给群体，作为‘冒犯费’。所以，许多优秀的个人为群体做事，必须事先就得抱有最后还得被群体出卖的危险。
有一天，当你遭受了这种待遇，你可能变得爱中国，但却不爱中国人。
从悯忠寺里，诗人可以看到那万马奔腾、看到那中国先民的经营与破坏、欢笑与眼泪、生命与死亡，和死亡以后金石的追念，乃至于金石本身的变成残碑断垒。唐代过去了，五代又来；五代过去了，宋代又来；宋代过去了，元代又来；元代过去了，明代又来。明代老了，明代的光芒已经黯淡，进入黑夜，黑夜里，悯忠寺的庙门偷开了，迎进袁崇焕的孤棺；袁崇焕进入孤棺以后十四年，把他杀死在刑场的明朝皇帝，竟也在鼙鼓声里，凄凉地走上景山，吊死在树上。
诗和佛法一样，有许多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中国一句说诗的话叫‘诗无达诂’，就是说，诗没有确定的解释，甲可有甲的解释、乙可有乙的解释，康先生，你说是不是？
北京城西北角的城门叫西直门，出了西直门，一条河一直向西。顺着河上去，再往前走七里水路，右岸就是大名鼎鼎的万寿寺。
清朝起来以后一百年，第四个皇帝高宗乾隆皇帝、在乾隆十六年（1751），把这座大钟搬到西直门外的觉生寺，在寺后院为它盖了钟楼。可是，从此以后，这座篡劲十足不安于室的大钟，却篡了觉生寺的名字，——北京人都不叫觉生寺了，都叫大钟寺了。
万寿山本来叫瓮山，乾隆皇帝在把大钟搬到觉生寺的同一年，他为了庆祝他母亲六十岁生日，把瓮山改名叫万寿山。山前面有个湖，叫西湖，乾隆皇帝也把它挖大挖深了一倍，改叫昆明湖
中国的皇帝，喜欢圆明园远超过北京城里的皇宫，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住在圆明园里。
俘虏了所谓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颟顸总督叶名琛，然后又联合美、俄两国向北方进军。清朝政府没办法，于第二年，只有进一步的赔款、进一步的丧权辱国、进一步的签订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
文明国家的军队烧圆明园，烧出兴致来了，顺便把附近玉泉山的静明园、香山的静宜园等四十四处风景、八十一间铜殿，都给烧了，同时万寿山昆明湖的清漪园，也一齐灰化在火海里了。
当时皇宫女人的级位是：最高级是皇帝的祖母，就是圣祖母——太皇太后；第二级是皇帝的母亲，就是圣母——皇太后；第三级是皇帝的大太太——皇后；第四级是皇贵妃，是姨太太的头儿；第五级是贵妃，等于二姨太，两个；第六级是妃，等于三姨太，四个；第七级是嫔，等于四姨太，六个；第八级是贵人，等于五姨太，人数不定；第九级是常在，等于六姨太，人数不定；第十级是答应，等于七姨太，人数不定；第十一级是宫女，人数不定。宫女只算是丫鬟，还不够资格做姨太太，要被皇帝看中，有了性行为才能升级做姨太太。清朝的宫女约在两千人以下，在中国朝代里，还算是少的，因为唐朝有过四万人的记录。专制时代帝王的横淫，光此一件事，就可想而知。
中国在下降。满族女人的势力，却在高升。西太后和慈安太后，开始垂帘听政。
唐朝皇帝三分之一都是由太监拥立的，最后又弄完了唐朝，照样是军队开进来，大杀特杀，杀红了眼睛，甚至连没有胡子的人也当太监杀掉。
西太后立刻跳出来，抓住皇后的头发，一边拖一边打，并喊着拿棍子来。使同治皇帝在惊吓中死去。
西太后在光绪皇帝即位后第七年毒死了慈安太后、第十一年开革了恭亲王，国家在她大权独揽下愚昧而自私的统治着，一切都在腐蚀着，中国愈来愈下降了。
民变已经持续了十一年之久，此后又持续了十七年，在民变过程中，浙江从三千万人口，剩得只有一千万了；号称人间天堂的浙江杭州，从八十万人剩得只有几万人了
这三年，跟康有为前五年的准备是大不同了。前五年的准备是孤独的，这三年的准备却是团体的。
秀才考上举人后，举人进京去考进士，称为在“公车”，“公车上书”就是举人向皇帝上请愿书，也就是联考前的考生们向统治者上书。
皇宫被叫做紫禁城。中国习惯天帝住的天宫叫紫宫，紫是紫微，就是北极星，北极星位于中天，明亮而有群星环绕，象征着帝王的君临
皇帝十九岁获得归政以后，他看到的国事，是一个烂摊子。皇太后那时五十五岁，中国在她手下，已经三十年了。三十多年前，皇太后夺权成功，乃是因为英法联军杀进北京的外患而来，如今三十年下来，又来了甲午之战新的外患，但是国家在皇太后无知又自私的统治下，更衰弱了。
满朝文武，都经过三个门，进入皇宫，王公贵戚走神武门；内务府人员走西华门；其余满汉官员走东华门。
乾清门。紫禁城的外朝与内廷之分就在这道门上。进了这门，就是内廷了。
那天荣禄说祖宗之法不能变，你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又何有于祖宗之法，即如此地为外交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
北面城墙接近东直门的是安定门，走的是粪车，附近地坛那边有许多粪场，把粪晒干，卖给农民当肥料。
安定门西边是德胜门，走的是兵车，德胜两字是讨个吉利，当然打败之事，也不在少。西面城墙接近德胜门的是西直门，走的是水车，玉泉山的水，装在骡车上，运到皇宫。西直门南边，也就是北京西面城墙中间那门，是阜城门，走的是煤车，附近有门头沟、三家店等煤矿。再转过来，转到南面城墙，正阳门西边的，就是宣武门，走的是囚车。宣武门外有大名鼎鼎的刑场菜市口，死刑犯都由内城经宣武门游街到外城，然后在菜市口行刑。
宋明帝起造湘宫寺，他说‘我起此寺是大功德’，可是虞愿却说了真话，他说：‘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罪高佛图，有何功德？’像湘宫寺这种寺庙，古往今来也不知有了多少，可能寺庙盖得愈多愈大，离真正的佛门精神反倒愈疏愈远。
《华严经》有‘回向品’，主张已成‘菩萨道’的人，还得‘回向’人间，由出世回到入世，为众生舍身。
佛法里的‘执’有‘我执’和‘法执’：我执是一般人所认为主观的我；法执是所认为客观的宇宙。因为他们深通佛法，所以能‘为百万生灵’，毁佛金身，开如来戒。
老兄谈到周世宗的舍铜佛身、破山和尚的舍素食身，都可看出老兄能就佛法大义着眼立论。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气魄自是不凡。有俗谛，而后有真谛；有世间法，而后有出世间法。
救国本不是速成的事业，可能我们这一代看不到了，虽然有近功的机会，我们也不放弃，但从长远看，根本之图，还是办学校、办报纸，以开民智。
我十二岁时在北京大疫中被传染，昏迷了三天三夜，才活回来，我的字‘复生’，就是这么来的。
梁启超、谭嗣同碰面后四个多月，他们就先后南下了。他们觉得北京难以发展，所以到南方去做扎根的工作。
梁老师微笑着望着他，招手叫他过去：“艮寅，临别无以为赠，我送你一个名字吧，艮寅的名字不好，又八卦又天干地支，不能跟你相配，改个单名，叫‘蔡锷’吧。
“洪门”是明末遗民反抗清朝的秘密组织。它的远源来自台湾。当年郑成功义不帝清，退守台湾后，他和部下歃血为盟，宣誓大家结为兄弟，从事反清复明的大业。
他写信告诉谭嗣同，台湾已经不是郑成功时代的台湾了，台湾变了，变得只见流氓不见大侠了，要找大侠，还得从大陆去找。
谭嗣同是外号“通臂猿”的胡七介绍认识王五的。他称王五为“五爷”、胡七叫“七哥”，王五、胡七叫谭嗣同做“三哥”。
我们忘了唐太宗的母亲是外国人，也忘了明成祖的母亲是外国人，其实，唐朝啦、明朝啦，他们皇亲国戚的血统，早就是杂种了。
我心里也正如五爷所预感的，不觉得顺。但是，既然机会是千载难逢的，也只好把握住，要试一试。如果成功了，成绩归大家；如果失败了，牺牲归自己。
巍峨豪华的皇宫与矮小破落的军机处，是一种强烈的对比，那正象征着君主的高大与臣下的卑小。
当天晚上，谭嗣同联络上袁世凯，约好晚上10点，到法源寺去拜访袁世凯。
公孙杵臼把两条路摆出来，自己挑了容易的，不走了、先牺牲了。我今天也想这样。我把难的留给康先生和你去做，我愿意做殉道者，给你们开路。
但我书里，明明宣传着‘死事’而不‘死君’，并且两者成为对立面。如今你若说我‘死君’，纵使不算言行不一致，也有矛盾的感觉。
皇上为变法冒了大险，他很可能因变法送了命。他如果死了，是道道地地的人君为社稷死、为国家死，是不是？
前途只有一条路，就是革命，可别再妄想走改良的路了！想想看，卓如，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一死，反倒帮了革命党？如果这样，我的声名岂不被双方来抢，给分尸了？
我有一种冲动，想用一死来证明给革命党看、给那些从事革命而跟我分道扬镖的朋友看，看，你们是对的，我错了。
人家说我，我只是一个改良未成愤而革命的家伙，甚至说我是投机分子也不一定。
共同特色是‘可以不必死，但他却要死’。他们的最大最伟大的品格，就表现在这里。你注意到了吗？他们若不死，并不算错；可是死了，却突然显得更对。
这么说来，你们把目的——变法维新——当作了手段，当作了达到你们的底价目的——宣传变法维新——的手段。而宣传变法维新本是变法维新的手段，却根本是你们的目的。至少是底价目的。对不对？”王五接过来问。
不要把失败孤立来看，要把失败当成功的一段、成功的前段来看。把失败跟成功连续起来一起看。
我愿用我的一死，提醒人们此路不通，从今以后，大家要死心塌地，去走革命的路线
事后听说石达开的女儿被俘了，被清军轮奸而死。虽然我事后自解，说我纵使当时回头救她，也未必救得了她，但以我同她的关系，在乱军中，我实在不该只顾我自己逃命，我实在可耻、实在不原谅我自己、实在没脸见人。
1908年，光绪皇帝在位第三十四年的11月15日（旧历十月二十二日），七十三岁的西太后终于死去但在她死前一天，三十八岁的光绪皇帝却神秘的先死了，是毒杀？是巧合？只有埋在豪华坟墓的西太后自己知道。
义和团对洋人的本领虽然有限，对中国自己人倒是极其耀武扬威的。他们把凡是涉洋的东西都一概打砸，抽洋烟（纸烟）的要杀、拿洋伞的要杀、穿洋袜的要杀，有一家八口查出一根火柴，八口全杀；有六个学生身边有一支铅笔，六个全杀。
西太后本人的文化水平是低层的，她的权势窜升到高层，文化水平却没窜升上去，结果由她点头肯定义和团、由她带头纵容义和团，就上下衔接，串连成腾笑古今中外的文化大乱命。
查办这一案子的封疆大吏张之洞，是唐才常的老师，他审问时想开脱他的学生，故意跟左右说：这个人不像唐才常呀！会不会抓错了人呢？但是唐才常却高声叫道：失败了，死就是了，我唐才常岂是苟且偷生的人！于是，他被杀了。临死前吟诗一首，最后两句是：“剩有头颅酬故友，无真面目见群魔。”——他终于在“故友”谭嗣同死后不到两年，也跟着牺牲了。
去留之间，大家肝胆相照，昆仑为中国发祥地。‘两昆仑’指做两位堂堂的中国人，不论是去是留，都是堂堂的。”
梁启超高兴他老师也参与这一行动，但是，当他发现康老师的真正目的是在打倒袁世凯后，把满清皇帝复辟，他震惊了。
早在辛亥革命之际，他亡命在日本，就写信给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就是当年派同志上北京想把谭嗣同接走的黄轸，也就是黄克强
宣统皇帝逃到英国公使馆寻求政治庇护、张勋逃到荷兰公使馆、康有为逃到美国公使馆。
最使他意外的反倒是：他的第一号大弟子梁启超“背叛”了他，段祺瑞马厂誓师的真正军师，不是别人，正是梁启超。
在诗稿最后，他还写下十三个字——“此次讨逆军发难于梁贼启超也！”可见他内心的苦痛。他最心爱的学生也离他而去了，这个世界，更孤单了。
你别忘了，中国是有皇帝的国家，已经几千年了，这个传统你必须重视，即使是利用，也是重视的一种。我在外国十六年，八次去英国、七次去法国、五次去瑞士、一次去葡萄牙，在墨西哥住了半年、在美国住了三年，所过三十一国、行经六十万里，虽不敢说尽知真相，但是一直细心考察，所以我的结论，不是虚空的，而是落实的。
你康先生方法的行不通，毛病就出在你忽视了中国政治中这种集团特色，忽略了满洲人的集团特色，你犯了中国变法政治家王安石的老毛病，以为只要上面说动了皇帝一个人，下面有利于全体百姓，就可以变法了。你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改良失败的终点，其实正是革命成功的起点。你们证明了改良此路不通。能用几个人的死，证明了一条国家大事的路走不通，这是多么幸运、这是多大的功德？
他们做拦路虎于先，又到处拉大便于后，他们的可恶，不做的比做出的，其实更多。他们是一块顽固的绊脚石，自己不前进，却又使别人不得前进。
他十六岁前是神童式的小学究，碰到你，大梦初醒，摇身一变变成维新派，然后是保皇派，然后跟你分开，拥护民国，变成共和派，比革命党还革命党。他整天求新求变、绝不顽固、有服善之勇，他的口号是‘不惜与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一点都不难为情。
他突然顿悟到：他的一生，总是与时代相错，不是早于时代，就是迟于时代。
《北京法源寺》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庙为纵线，以抽象的、烟消云散的历朝各代的史事人物为横剖，举凡重要的主题：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忠奸、夷夏、中外、强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济（经世济民）等等，都在论述之列。这种强烈表达思想的小说，内容丰富自是罕见的。
《北京法源寺》中的史事人物，都以历史考证做底子
书中史事都尽量与历史符合，历史以外，当然有大量本着历史背景而出来的小说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