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主题的书我看过很多了，还有印象的是兰小欢的《置身事内》、温铁军的《8次危机》、刘瑜的《可能性的艺术》。以及一些国内外的史书。

读完后看，感觉和本书主题、时间最贴近的是温铁军的《8次危机》，但我对温铁军的诟病是这哥们是属于典型的拿着锤子找钉子，我觉得《8次危机》的核心观点就是每次危机都是农民扛，对于这个归纳我其实还是认同的，但因为他是要论述「为什么说8次危机都是农民扛下来了？」，那他就着重于找对应的论据，导致还是有很多遗漏。

所以也导致，《筚路维艰》读下来确实还是有很多新信息点，补足了我的一些未知（例如新民主主义时期），改变了一些认知（例如周刘邓也并非一直清醒，其实之前也这么认为，现在是看到了具体的史实）。

相比而言，我觉得这本书确实更好，核心在于，他不是想证明什么观点，如果说非要有观点，那就是「维艰」。然后是以时间为轴来梳理那段历史，讲发什么什么事？为什么？不同的角色当事时是怎样说和做的？

读完本书的主要发现是：没有什么人是自始至终清醒的，但所有人都是被毛带着走的，最多是稍微顶一顶，拖一拖。当然，也不能要求人始终清醒，也许能要求的是：在乎民生。

毛：理想主义者，只要能早到共产主义，牺牲什么都不在乎。

周、刘、邓（小平）：精致的现实主义者，就是尊重逻辑和事实，但如果和毛冲突，就听毛的，当然也会误判以及头脑发烧。

彭、邓（子恢）：清醒且强硬，相比而言，彭更强硬，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彭更有威胁。

陈云是计划经济奉行者，但相比而言清醒的时间更多。

无论什么时候，都会有一些在乎群众的好干部，但太少了，结果一般也不好。结果看，还是周、刘、邓的选择比较好：良心+柔软。

然后

1. 运动式治理是不可控的，感觉和投资一样，必然会超跌或者超涨，但在社会事务上，伤害会更大。
2. 独裁者到后面一定听不到真话。
3. 一些不好的词汇，不是加上好的定语就会变好，例如「好大喜功」改为「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也不意味着就是对的。

以下是笔记，新了解的信息、对我有启发的内容、我特别认同的内容，给予加粗。

《筚路维艰》

 萧冬连

 165个笔记

 第一章 实行新民主主义

• 在相当长时间内，人们避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有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并曾付诸实行。
• 1953年，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设想，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
•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发现，现在许多做法，包括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给予私人企业以合法地位，正是当年新民主主义要做的事情。
• 毛泽东对出现前两种前途是有所准备的，他甚至没有完全拒绝到国民政府做官的可能，认为这至少可以“做宣传工作”。当然，军队和解放区是绝对不交出的。
• 所谓“人民”，除了原来所列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外，加入了民族资产阶级，即所谓“四个朋友”。
• 中共领导人不将“社会主义前途”写入《共同纲领》，其目的在稳定人心，避免“强迫于人”；同时，也为避免在执行当前政策时出现混乱。然而，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过渡时间表，反而使随时结束新民主主义少了法律上的制约。
• 资产阶级再度惶恐不安，上海有300名厂长经理逃至香港，有的要求把工厂“献”给国家。
• 到1951年，在新民主主义存在的时间估计上，毛、刘、周仍是一致的，至少从言论上看是这样。
• 他（毛泽东）后来反复说到，要不断革命，趁穷过渡，富了就不好办了。
• 据资料说，高岗拿到中组部复函和刘少奇谈话（注：当时一些党员向富农发展，很多人很担心，刘少奇说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在北京面交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气得发抖，脸色都变了”。
• 杜润生说：“刘少奇始终不愿意把自己放在与毛泽东对立的位置上”，“毛对刘已有成见……刘只好检讨”。
• 刘少奇说：个体经济到集体农庄是一个生产方式的革命，没有机械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
• 1952年6月，他（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文件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 9月24日，在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与会16人一致赞同。
• 毛泽东：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注：毛的人定胜天思想。）
• 总路线的提出确实是一个重大转变，党内许多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这样的重要领导人也没有完全跟上毛泽东的思路。
• 由于没有学理上的支持，所谓“中国资本主义太少”的认识是游移不定的。真正对毛泽东的选择起决定性影响的，是社会主义目标的牵引以及对力量对比的估计。（注：意思是说，已经不必团结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
• 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所谓“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概念，在这里就已经消失了。

 第二章 仿效苏联模式

• 第一次明确提出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是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
• 最能打动毛泽东的，是斯大林强调从发展轻工业起步，过程太缓慢，**社会主义不能等待五十年到一百年，必须在十年之内跑完这段距离。**苏联快速工业化的成功，对毛泽东具有极大吸引力。（注：毛太着急了，可能是希望自己能活着看到天下大同）
• 刘少奇在1955年说过：“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要我们抓紧了这一点，在这一点上不动摇，那末，我们就基本上没有违背马列主义，就不会犯重大错误。”
• 到1953年底，需政府供应粮食的人口近两亿，这是旷古未有的局面。可见，粮食供需矛盾源自政府粮食供应面的急速扩大，而大量工矿项目的启动则使矛盾日趋加剧。
• 优先发展重工业，注定要让农民“买单”，这首先是苏联做过的事情。
• 在党外，意见最为激烈的是梁漱溟，1953年9月11日，他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发言说，由于建设重点在工业，“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这引起毛泽东极为敏感的回应，他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注：这话现在看着都头疼，所以毛是不介意牺牲一代人的，但是，反过来说，那个时代确实很多人也是无私的）
• 1952年，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报告中宣布，苏联以前认为是最尖锐、最严重的粮食问题依靠农业集体化“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这给中共高层留下印象深刻。
• 1955年8月26日，毛泽东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这样，毛泽东撇开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亲自掌控运动。
•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大炮轰”邓子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80人在会上发言，另有167人做书面发言。刘少奇批评中央农工部“发谣风”，周恩来批评杜润生“分散主义”，邓小平批评农工部对合作化的动摇，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 费孝通亲见江村成立高级社时，“热烈的场面真是动人”！
• 毛泽东总是在一个任务完成之际，先人一步提出新的愿景，牵引人们追赶他的步伐。
• 农民没料到通过革命获得的土地会这么快被收回，资本家则不同，自始就清楚自己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资产早晚要被剥夺。当时流行两句话：“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反映了资本家的真实心态。
• 首先，政治集权
  •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完成了体制的转换。取消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原政务院改为国务院，副总理全由中共党员担任；民主人士仍有12位国务院部委部长、主任
  • 据高岗秘书赵家梁观察，调各路“诸侯”进京，毛泽东是一石三鸟：一则加强中央领导力量；二则形成刘少奇（党务）、高岗（经济）、周恩来（外事及统战）三足鼎立，分解周恩来的职权，并制约刘少奇；三则“调虎离山”，削弱大区权力，防患“山头主义”于未然。
  • 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批示：“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
• 第二，文化改造
  • **直到1956年初，在10万高级知识分子中，党外知识分子仍占93%，**他们大都有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教育背景。
  • 接下来的运动渐渐激烈起来，给知识分子以很大精神压力。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批判梁漱溟的“九天九地”，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批判红学家俞平伯，形成了政治围攻，知识界感到的压力与日俱增。
  • 首先是打掉知识分子的道德优越感，使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在非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名声扫地”。
• 第三，社会整合。
  • 一是城镇街居制。
    • 居委会的性质定为“群众自治组织”，实质上成为街道办事处的延伸，垂直行政体系的末梢
  • 二是单位制度。
  • 三是人事档案制度。
  • 四是户籍制度。
• 形成了一种被称为“全能主义政治”的举国体制。在这种政治社会体制下，国家垄断大部分稀缺资源并试图控制人们的观念，国家权力覆盖整个社会，个人高度依附于国家，民众被动员起来实现国家目标。

 第三章 追寻赶超之路

• 中共八大关于改革经济体制有一些新认识，但并不是要突破苏联计划经济模式。
• 当时的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都是计划经济的坚定信奉者。
• 李慎之当年听胡乔木讲述：“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
• 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显然与防止个人崇拜的话题有关。
• 当时，有两个说法在党内“颇为流行”：一是认为“国家法制是形式”；二是认为“国家法制太麻烦，施行起来妨碍工作”。
• “双百方针”提出之日就设定了两个界限：一是“争鸣”不涉及政治问题，一是只给人民自由，不给反革命分子自由，毛泽东说：“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
• 以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标志，毛泽东从批评斯大林错误转向维护“斯大林主义”，从探索改革之道转向维护十月革命和苏联经验的“共同道路”，从批判教条主义转向批判修正主义。[
• 1957年的政治演进就是如此。其中决定性的环节有三个。
  • 第一，由“小民主”转向“大民主”。
    • 毛泽东发动党内整风是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党员干部不适应新的情况，不善于处理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另一个问题更重要，就是执政以后党内争名争利，贪图享受，搞特权，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问题。
    • 不过此时他对问题看得不十分严重，希望采用“和风细雨”的“小民主”方式，“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通过整风让干部重新振作起来”，并没有接受一些人提出的“大民主”建议。
    • 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到上海看到民主党派的《文汇报》《新民晚报》搞得很热火，而共产党党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却按兵不动，“他就火了，就说要搞大鸣大放”。这意味着，毛泽东接受了“大民主”。
    • 毛泽东对1956年形成的政治判断发生了动摇。1956年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现在认为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过去看起来知识分子“跟共产党走了”，现在看，问题并没有解决，一些知识分子的方向是资本主义。
  • 第二，采取“引蛇出洞”策略。
    • 5月14日和16日，毛泽东两次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已经明确透露出准备反击的意向，但对党外秘而不宣。
    • 毛泽东断定中国“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有人要推翻共产党的政权。
  • 第三，把运动引向广泛人群。
    • 到1958年7月运动结束时，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与最初估计的4000人相比，扩大了130多倍。
    • 沈志华分析说：“同以往历次运动一样，反右运动所造成的后果未必就是毛泽东原来设想的那样，但是他所使用的群众斗争的方法就必然导致如此的结果。”
• 如果要找一个毛泽东心目中的中国模式，那就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莫属。
• 当各级领导人头脑普遍发热、导致各方紧张的时候，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等财经领导人产生了集体焦虑，他们与毛泽东的分歧加大了。
• 毛泽东的意见被中央集体否决，这在建国后是极少见的。
• 1958年春的一系列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不断革命”，要“破消极平衡，立积极平衡”；“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
• 我不认为，毛泽东真的相信报纸上亩产多少万斤的连篇累牍的报道，但他不愿“泼冷水”，群众运动靠的是一股气，“气可鼓不可泄”。
• “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除了陈云不说话，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几乎所有领导人头脑都发热。
• 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则是以“一天等于二十年”来形容当前中国经历着的“伟大时期”。
• 现代经济的核心概念是资源的稀缺性及其有效配置，手段无非是两种：市场或者计划。
• 把原属国务院的行政权转移到了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与国务院的关系成了上下关系。
• 地方党委也都成立了相对应的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政府职权基本被党委取代。
• 人民公社的兴起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适应“大跃进”全民动员的需要，一方面是对乌托邦理想社会的追求。
• 1958年4月，中央政治局专门下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各地把小社适当合并为大社。
• 不到一个月，即到9月底，全国74万个合作社合并建成2.3万余个人民公社，加入农户1.12亿户，占总农户的90.4%。
• 9月中下旬，刘少奇走遍江南江北，都讲如何建设共产主义生活，如何培养共产主义的精神。
• 他（毛泽东？）批评有人说实行粮食供给制会增加懒人，指出：“只有彻底地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彻底的消灭懒汉。”
• 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议上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是人民公社，“看来基本道路解决了”。
• 国家权力的无限度扩张，直接的后果是“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多吃多占风）盛行，民力被滥用。
• 造假是官僚体制的一个顽症。它根源于干部任命制，以及以指标管理实施政绩考核的制度。
• 毛泽东对造假现象虽不鼓励，但相当宽容，明确提出要保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对说假话的干部要耐心说服，不予处分。
• 事实上他们也不是后果的主要承担者，最终农民为此付出了饥饿甚至生命的代价。
• 一般认为，灾荒是1959年下半年以后出现的，其实1958年底，一些地方就已经出现饥馑、疾病和饿死人的现象。1958年秋天，安徽灵璧县、河北邯郸专区、云南省都有报告，已有饿死人。
• 毛泽东认同一些省委的分析，相信“产品本来有余”。不同的是，他这一次对农民瞒产私分表示“很同情”。毛泽东说：“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
• 各地在贯彻中困难就更大了。一些干部怕再犯右倾错误，而一些1958年折腾得很厉害的干部不愿意后退，退了等于承认自己犯错误。
• 如果说，1957年反右，使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集体失声；那么，1958年批反冒进、批怀疑派观潮派，党内不同意见也难表达了。
• 柯庆施有两句名言：“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 到4月初八届七中全会时，毛泽东对公布1959年高指标有些后悔，他批评胡乔木说，你一个秘书，有什么权力不报告中央副主席的意见？（注：指陈云让毛不要定那么高指标，但是胡乔木不敢跟毛说）。
• 他历数与彭德怀、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洛甫、朱德、刘伯承、林彪等党内重要领导人“吵架”的历史，说“我得罪了你们……你们全都不投我的票那也好，我无非是拉倒”。这一番话令在场的李锐深感诧异，他与田家英、胡乔木等毛泽东的秘书们共同感觉到，一年来乱子闹得太多、太集中，毛感到自己有责任，又不愿痛快承担，以谈历史来证明他是一贯正确的，反对他的人都是不正确的。
• 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径直在无为县解散了4000多个公共食堂。
• 毛泽东带头纠“左”，但是有底线，即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是毛泽东最引以为自豪的两个“创举”。
• 毛泽东认为，建国后头七年没有自己的东西，无非是照搬苏联，真正自己的东西就是“大跃进”和公社化。
• 杜润生说：“毛是不能激的”，他认准的事，越是有人说不行，就会“更加激活他极强的反向思维”。
• 毛泽东认定，彭是在向他“下战书”，他把庐山会议的斗争定性为“一场阶级斗争”，向高级干部摊牌：是跟我毛泽东走，还是跟彭德怀走？在这种情势下，无论赞同还是反对彭意见的人，都没有第二种选择，只能站到毛的一边，批判彭。
• 庐山会议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庐山会议前，农村就已经出现灾荒，但是如果继续纠“左”，还不至于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然而，庐山会议及此后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把危机推向深渊。
• 即使以反映真实情况为职责的新华社《内部参考》也变调了，所登调查材料都是投其所好。
• 随后的几个月，高层几乎把全部精力放到与苏共领导人打口水仗上了。查《邓小平年谱》，邓小平及其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几乎没有讨论国内事务的记录。
• 历史上的人为灾难，并非都出自恶的动机，那些抱有崇高目标却带来巨大灾难的社会运动，更具有悲剧意义。
• 如果说庐山会议前许多人还在迷信毛泽东，庐山会议后更多的恐怕不再是迷信而是畏惧了，在高层更是这样。
• 即使到了严重遭灾的1960年，征购量仍高达1021亿斤，出口粮食53亿斤，出口量与1958年相等。
• 最为典型的是四川省，由于李井泉为中央解难，大量调出粮食，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省，反而成了饿死人最多的省份。
• 甘肃有些干部“看到过路的人走了多远，还强拉他回来……非要他吃不行”，像是到了君子国。
• 理想越崇高、目标越远大、权威越强大，带来的灾难可能就越大。

 第四章 发动继续革命

• 毛泽东从“大跃进”的失败中是得到一些教训的，至少有两条，一条是所有制过渡不能那么急，对随意改变生产关系导致两度大刮“共产风”的教训，毛泽东是记取了的。一条是搞经济建设并不那么容易，承认他本人对经济不怎么懂。
• 刘少奇在湖南调查时，农民对他说：“这大锅饭要是再吃下去，就要人死路绝，家破人亡。”周恩来在河北调查时，农民对他说：“你要是糊弄我们，总理，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的。“
• 相比较而言，毛泽东本人仍然只听汇报，并没有这种切骨的感受。
• 刘少奇的这些话，触动了三根敏感神经：一是指出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二是推倒了成绩和错误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公式；三是对“三面红旗”没有肯定的支持。
• 毛泽东提出反修防修问题，站在了意识形态制高点，没有人能提出反对意见。
• 撇开细节不说，所谓“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相互指责，本质上是经典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改革潮流的一次激辩。
• 任何改革都是对原有教义的修正，这使得苏共在论战中不得不做自我辩护，因而略处下风。中共因坚守经典而占据上风，显示出逼人气势。
• 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
• 毛泽东的解决之道不是改革体制，而是每隔几年进行一次整风，办法是发动群众整干部。用不断“翻烧饼”的办法，防止官僚化和利益集团板结化，不能说没有震慑之效，却以巨大社会创痛为代价。
• “这些人被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吓倒了，在国内由于天灾人祸，经济受到损失，于是修正主义就露头了。当时是一股风，1962年很猖狂。”
• 本来，中央分一线二线的领导体制，是中共八大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设置的。刘的接班人地位也是毛选定的。然而，毛泽东感到，由于他退处二线，中国社会和党内出现了严重问题。中央第一线偏离了他的路线，刘少奇更不堪信任。
• 毛泽东一再号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下去蹲点，却迟迟推不动。刘少奇警告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连公社书记也不能当。”这样一来，全党闻风而动。这给毛泽东深深的触动，他在中央会议上对刘说：“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颇有弦外之音
•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谢胡时说：“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准备后事”。
• 毛泽东的理想社会，大体是一个消灭三大差别、限制社会分工、限制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实质上，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构想。
• 每当党内出现意见分歧，毛泽东总是把问题提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高度，这足以让所有持不同意见者都失去自我辩驳的能力。
• 事实是，最初没有一个人动过阻止文化大革命的念头，更不用说行动，大家都在顺从毛泽东。
• 经验证明，封闭的国度是激进思潮和个人崇拜生长最适宜的土壤。而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体制，使政治上的竞争成为向上流动唯一可能的途径，因而政治运动从来不缺乏积极分子，历次运动都造就了大批运动积极分子。
• 一般认为，林彪事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 毛泽东控制局面，手里有一张王牌，就是个人崇拜。他说：“不管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
• 从一些言语看，毛泽东内心厌烦这些仪式，但此时并非没有借助狂热的个人崇拜以收拾局面的意图。
• 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已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尽管人们无法理解毛泽东真相信刘是“叛徒、内奸、工贼”，但如果没有这“三顶帽子”，刘案无法坐实。参加会议的只有红军女战士、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陈少敏一人不举手，其他人一律举手通过。
• 9月13日，林彪逼走绝路，外逃苏联，葬身蒙古沙漠。林彪是主动外逃，还是受其妻子叶群和儿子林立果的挟持，仍是未解之谜。在中共历次党内斗争中，九一三事件是最为诡异的一幕，其情节类似于一部宫廷政变剧，所谓“林彪罪案”留下太多未解之谜。
• “文革”所预设的目标一个也没有实现，怀疑“文革”的人却越来越多，“文革”本身成了毛泽东需要竭力维护的首要目标。
•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主要依靠周恩来维持大局，从《毛泽东年谱》看，这一时期毛泽东单独谈话最多的是周恩来，而与张春桥、江青的单独谈话几乎没有见到记录。1972年1月，抱病参加陈毅追悼会就是一个姿态，表明毛泽东有意弥合与老干部的裂痕。
• 但毛离不开周，也深知“批周必乱”。当江青等人想趁机把周整倒，取而代之时，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和阻止。
• 他把发动文化大革命看作自己一生中最主要的两大业绩之一，另一个业绩是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第五章 转向改革开放

•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被认为是20世纪末发生的两个影响深远的事件之一，另一个事件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和国际冷战终结。
• 国家权力的收缩、政府治理模式的改变、民间社会的生成、自由空间的扩展、中产阶级的成长等，都与这一体制转轨进程相联系。
• 对于中国的大转向来说，1976年甚至比1978年更重要。因为**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任何实质性变革的契机都是最高权威的过世。**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结束了“文革”，政治转轨的机会已经出现。
• 从1977年开始，出现了一连串的变化。制定现代化规划、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讨论、酝酿经济改革、扩大技术引进、出国考察都在这两年开始了。中共开始告别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集中致力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现代化目标。
• 有一个新的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就是大批官员出国出境考察。1978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国出境考察高潮。从中央各部委和地方各省市，派出的考察团有几十个。
• 李先念在总结报告中提出：“必须勇敢地改造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
• 在党内和民间形成了一个思想解放潮流。在中共党内，其标志是1978年由胡耀邦组织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 1979年以后，思想解放引向对历史的全面反思。这种反思在1979年初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和1980年10月关于历史问题的4000人讨论中达到了高峰。
• 邓小平1980年8月8日《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报告，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为了防止“文革”悲剧的重演，**在制度上做出了一些安排，如宣布今后不再把党内分歧上升为路线斗争，抛弃个人崇拜的宣传，强调实行集体领导，制定党内生活准则，强调党内监督和党员权利，提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强调依法治国，寻求法制环境下的稳定秩序，等等。**如果说党内高层在实行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上仍然迟疑不决，那么对实行法治则有高度的共识。一方面，作为“文革”中的受害者，他们普遍地尝到了自己参与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的厉害，尝到了无法无天局面的痛苦；另一方面，他们意识到，仅仅以政策治国难免多变，只有健全法制才能长治久安。
• 以“科学的”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以“发展主义”取代“阶级斗争”确立为新的意识形态，为改革提供合法性，预留了试验空间。
• 华国锋的职务维持到1980年底，实际权力早在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已经转移到邓小平手里。1980年，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赵紫阳任国务院总理，成为邓小平的左膀右臂，形成所谓“邓、胡、赵体制”。
• 文化大革命几乎使所有阶层的利益都受到损害，从而也解构了原有的既得利益格局，而在普遍贫穷、财富尚未涌流的情况下，新的既得利益集团还没有出现。从摆脱“文革”噩梦这一点看，所有重新出山的老干部都有改革的愿望，这对于中国改革至关重要。
• 整个1980年代，知识分子是改革的坚定支持力量。
• 1984年国庆45周年大典上，青年学生自发地打出“小平你好”的横幅，说明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对邓小平的改革和现代化路线寄予热望。
• 所谓渐进式改革，首先是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次序选择，保证了政府控制改革进程和协调利益的政治能力。其次是经济改革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通过不断的试验逐步推进，允许不同选择进行竞争和比较，减少了掉进“理性自负”陷阱的机会。1
• 农民处于国家保障体系之外，既是中国改革相对阻力较小的原因，也是中国改革巨大动力的源泉。
• 中国经济体制实质上是一种命令经济而不是理性计划经济，前者较后者更缺乏效率，但放弃它所付代价要小得多。
• 市场机制具有为自己开辟疆域的力量，观念和政策的突破往往是对事实的追认，所谓“与时俱进”也可称之为“顺势而为”。
• 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城镇非国有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的恢复发展，没有遇到太大思想障碍，并不是因为理论上率先突破，而是因为迫于现实压力。2000万人待业，是1970年代末最具“爆炸性”的社会问题之一，波及21个省、市、自治区的知青“返城大请愿”引发了某种动荡。
• 这里又触及一个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是否允许“剥削”。中央的政策开始是允许带两个徒弟请5个帮手。这也是依据经典，雇工8人是个体经济与私人经济的理论分界点。
• 农民从未像城市职工那样被政府“包”下来过，因而对旧体制没有留恋。
• ”邓小平寻求共识的策略是等待，不施加压力，让事实来说话。
• 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任何经验都可以借鉴，不要怕资本主义多了，不要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不要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 如果说落后是列宁不得不面对的历史条件，毛泽东则把落后看成一种优势。“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 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表明西方古典资本主义文明面临巨大危机，也迫使西方国家进行制度改良。在保持个人自由的前提下，关注社会平等，推行福利主义、劳工保护和累计税等政策，把一些社会主义诉求内化于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让所有人都依赖这个体系，革命消弭于无形。
• 在经历初期快速发展阶段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停滞。
• 计划经济消灭了竞争也就消灭了大多数人的工作动力，消磨掉了劳动者和管理者的进取心和创造力，致使经济发展失去内在动力，尤其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必须不断地进行政治的、思想的动员，以保持民众的持续热情，从外部注入经济社会驱动力，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总是运动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
• 庞大的国有存量资产为少数与权力靠近的人化公为私提供了机会；数不清的行政审批和管制是官员设租寻租的理想平台；巨量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大规模的国家投资提供了获取灰色收入的巨大空间；公有制土地成为最后也是最大一块可以瓜分的肥肉。
• 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的观点，20世纪各国通向现代社会有三条政治道路——英美法的民主道路、德日法西斯道路和苏联中国共产主义道路。
• 不需要重走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丢弃的完全自由放任、实行适者生存“丛林法则”的原始资本主义。市场化改革必须深化，但市场化必须与社会公正同行，不能以目标的正当性为过程的非公正性做辩护，不能将改革变成权贵和强势集团掠夺财富的饕餮盛宴，导致贫富状况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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